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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跨越82年,戰爭與和平的斷想:謹防從“漸漸好轉”到“漸漸放下”

      來源:中國軍網綜合作者:中國國防報編輯部責任編輯:劉秋麗
      2019-12-02 01:21

      再過10天,12月13日——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就要到了。這是中國政府設立的紀念日,以國家公祭的方式,祭奠在南京大屠殺中死難的30多萬同胞。根據國務院批複,自2014年起,每年這一天,在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儀式主會場降半旗。從1937年12月13日到2019年12月13日,整整82年過去了。又一次公祭日前夕,一個沉重的話題再次萦繞于懷:戰爭與和平。這是跨越82年的斷想,更是新時代國防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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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戰爭與和平的斷想

      ■中國國防報編輯部

      再過10天,12月13日——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就要到了。

      這是中國政府設立的紀念日,以國家公祭的方式,祭奠在南京大屠殺中死難的30多萬同胞。

      根據國務院批複,自2014年起,每年這一天,在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儀式主會場降半旗。

      從1937年12月13日到2019年12月13日,整整82年過去了。

      又一次公祭日前夕,一個沉重的話題再次萦繞于懷:戰爭與和平。

      這是跨越82年的斷想,更是新時代國防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。

      一張可怕的地圖

      戰爭降臨並非突如其來

      抗日戰爭時期,我軍使用的作戰地圖大多從日寇手中繳獲而來。每次打了勝仗,總是搶占電台、搜繳地圖。據說,當時繳獲的日軍地圖可覆蓋整個中國領土,即使鮮爲人知的羊腸小道,都能在日軍地圖裏找到。

      丹尼斯·伍德在《地圖的力量》一書中說過:“地圖使過去和未來現形。”很多人很多時候,在這“現形”中遭遇的卻是帶血的殘酷。

      譬如,那個消失的村莊。

      原廣州軍區離休幹部章明曾經回憶,1963年春夏之交,駐惠州地區一個步兵營組織小型野營拉練,他和營長對照日本軍用地圖制定行軍路線圖,准備用一天時間縱貫大鵬半島。當部隊到達半島中部黃村的位置時,卻找不見村莊的影子。極目四望,到處都是雜草樹木。當晚,他們從當地群衆那裏獲悉,日本地圖的繪制並沒錯。

      1938年10月12日,日軍爲策應武漢會戰,集中3個軍團7萬多人、數百艘艦艇和100多架作戰飛機,從海上進攻華南,登陸點就在大鵬半島。10月下旬廣州陷落。日寇一路燒殺搶掠,黃村首當其沖,全村男女老幼數百口慘遭殺害。從那以後,黃村就從地面上消失了,成了後來的荒煙蔓草,雜樹荊棘……

      回望抗戰,整個中國,有多少個“黃村”被消失?

      這張地圖是抗戰全面爆發9年前的1928年繪制的。那時候,活躍在中國的許多日本商人,明裏暗裏擔負著“繪制”中國地圖的特殊重任。“日軍繪制的中國地圖,那樣精密、詳盡、准確、清晰,看得人驚心動魄、毛骨悚然!”章明憂憤地表示,尤其可怕的是,那批軍用地圖的原版至今仍在日本整套留存。

      有人說,曆史一旦被總結,就會被扭曲;只有翻開曆史的細節,才能看到曆史的真相。史料顯示,1937年那個寒冷的冬天,日本人用4天時間占領南京,但通往南京之路,他們走了整整400年。

      戰爭降臨,並非突如其來。

      當年,黃炎培從延安歸來曾經告誡:“也許那時艱難困苦,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,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,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。”

      天下雖安,忘戰必危!謹防從“漸漸好轉”到“漸漸放下”,就必須牢記慘痛教訓,絕不能忽略那些看得見或看不見的種種危險。

      今天的軍人不與仇恨爲伍,但有責任、有義務追尋曆史真相,不讓屈辱的曆史重演。

      兩個行動著的人

      和平年代怎樣看待戰爭

      她叫張純如,一個出生在美國的美籍華人。

      他叫樊建川,一個有過11年軍旅生涯的退役軍官。

      出生在1968年的張純如,因出版英文曆史著作《南京大屠殺》而聞名。

      出生在1957年的樊建川,因8座抗戰博物館、上百件(套)國家一級文物而蜚聲國內。

      相差11歲的兩人,有一個共同交集:關注抗戰,關注南京大屠殺。

      1994年12月,當張純如在美國加州第一次看到南京大屠殺的黑白照片時,感到無比憤怒:在南京,的確存在大屠殺。幾乎所有西方人都知道希特勒的罪行,爲什麽日本人在中國的大屠殺卻總有人試圖否認?

      1986年,電影《血戰台兒莊》上映。那一年,樊建川還是第三軍醫大學政治部幹事。電影裏,川軍師長王銘章中彈負傷,渾身是血,他挺身大叫一聲:“拼上去,中華民族萬歲!”此後進一步的研究中,讓樊建川震驚了:川軍走上抗日戰場的官兵達350萬之衆,其中64萬人埋骨他鄉。

      那一幅黑白照片,讓張純如陣陣心悸,從此燃起她一探究竟的持久熱情。

      那一聲川軍大叫,讓樊建川血脈偾張,從此走上抗戰文物和川軍資料的搜集之路。

      和平年代的我們,究竟怎樣看待戰爭?

      有人說,讓一個人完蛋,吸毒;讓一個企業完蛋,建博物館。樊建川的回答是,“四川數千家房地産開發商,少我一個沒關系。可中國十幾億人中必須有一部分人去承擔責任,考慮一些更爲長遠的事情。”他給8座抗戰博物館的定位是:爲了和平,收藏戰爭;爲了未來,收藏教訓;爲了安甯,收藏災難;爲了傳承,收藏民俗。

      看清了戰爭的本質,便有了制止戰爭的勇氣氣概,哪怕傾家蕩産。

      《南京大屠殺》出版後,在一個月內就打入美國《紐約時報》暢銷書排行榜,並被評爲年度最受讀者喜愛的書籍。張純如的書驚醒了一批有良知的人,美國好萊塢公司首次拍攝反映南京大屠殺的電影,中英美合資,投資5000萬美元,成爲亞洲曆史上投資最大的影片。沖破重重阻撓,影片最終在2008年上演。

      威爾·羅傑斯說過:“總得有人坐在路邊,當英雄經過時爲他們叫好。”是的,我們不可能人人都做張純如,不可能人人都當樊建川,但至少應該懂得爲他們喝彩。

      和平年代,太需要這樣的“敲鍾人”!苦難,也可以成爲我們這個民族的財富,“這些東西你一定得面對。”

      三幅照片的對比

      戰爭與和平的辯證法

      那是一幅每看一遍,都會讓人震驚、傷心、流淚的照片:

      日軍侵華期間,竟然用中國嬰兒做活體實驗!

      畫面中,裸露著下體的嬰孩,沒有驚慌,沒有反抗。孩子們不知道,等待著的將是死亡,甚至比死亡還可怕的“馬魯大”——可切、可削、可運輸,剝了皮的木頭、材料。

      跨越82年的時光,提起人類史上最滅絕人性的“南京大屠殺”仍是心痛。

      單說30多萬人慘遭殺戮的這個數字,就足以讓日軍排在凶殘榜榜首!有人做過估算:如果把30多萬遇難同胞的手連起來,長度能夠從南京一直延續到杭州,遺體可以裝滿2500節列車車廂,流出的鮮血可達1200噸!

      第二幅照片:戰亂中,敘利亞4歲小女孩兒“舉手投降”,驚恐的眼神令人揪心。

      第三幅照片:2015年3月29日,臨沂艦抵達也門亞丁港,臨沂艦官兵幫助撤離的中國公民登艦。中國小女孩,在一位海軍女軍官牽手保護下踏上歸國之途,臉上洋溢著燦爛笑容。

      時空交錯,3幅照片卻令人五味雜陳:我們無意于渲染什麽,中國孩子在家國遭受外侵的時候,早就體驗過了比“舉手投降”更無助更無奈的慘痛。

      放眼全球,一個沉重的現實話題不容回避:當今世界並不太平!

      縱觀曆史,一種真切體驗不必掩飾:生活在安定的時代多麽幸福!

      習主席指出:“能戰方能止戰,准備打才可能不必打,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,這就是戰爭與和平的辯證法。”練兵備戰,備戰打仗,中國軍人時刻牢記:爲鞏固中國共産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提供戰略支撐,爲捍衛國家主權、統一、領土完整提供戰略支撐,爲維護國家海外利益提供戰略支撐,爲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提供戰略支撐。

      二戰期間,德軍長驅直入侵占巴黎。賣花姑娘洛希亞看到同胞意氣消沉,便毅然將店裏的鮮花贈給路人。第二天早晨,人們發現,幾乎所有走上街頭的巴黎女性,都手捧鮮花,面帶笑容,她們用不屑正告侵略者:戰爭雖然殘酷,但無法剝奪一個民族的尊嚴和對美的追求。記者以《玫瑰花的早晨》爲題對此報道,極大鼓舞了遠在英國倫敦的戴高樂將軍和他的士兵們。10年後,將軍專門找到洛希亞,稱贊她爲“巴黎的玫瑰”。

      今天,在遙遠的中國,在四川成都,在那個聞名世界的大邑縣,建川博物館聚落入口處,一座日軍侵華時的碉堡上長出了花花草草,給和平年代的人們以特別的警示。

      “日本人用戰爭的頭盔做水壺,中國人用戰爭的碉堡做花壇!”來此參觀的中外遊客,讀懂了這個創意,這是中國人的心聲,也代表了中國人熱愛和平的精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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